说到这里，教练走出了更衣室，而莫兰和法甘去了洗手间，留下我们在更衣室继续我们的争论。仅此而已。如果我们遇到任何麻烦，他们总是希望我们自己解决。
我记得当我执教纽卡斯尔的时候，我和基隆-戴尔和贝拉米谈论过这个。他们说:“与球员时代相比，足球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都是运动员，我们比你们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达格利什展示冠军联赛奖杯
然而，我们经常和其他欧洲球队比赛，他们所做的就是今天的球员所做的，也就是说，零酒精，使用运动员的独家配方和最新的训练方法。然而，当我们和他们比赛时，我们可以在10场比赛中击败他们9次，并且经常在比赛中占据主动。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那时，我们从未谈论过谁会在一周当中休息。今天，体育科学家可以在你的心脏、肌肉或其他部位安装监视器，但他们不能在你的大脑中安装监视器来确定你的个性。在一场比赛中，两个球员都可能在70分钟后筋疲力尽，但是其中一个想要离开球场，而另一个想要继续战斗并试图获胜。
他们认为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是一样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队长的价值与领导能力
当佩斯利在1981年任命我为利物浦队长时，起初我觉得虽然我想成为球队的队长，但在我前面还有两个人更有资格。一个是达格利什，他比我大几岁，在利物浦呆的时间更多。另一个是菲尔·尼尔，他也比我大，而且更有经验。
我不想让别人不高兴，但是佩斯利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想让我当队长，仅此而已。作为队长，我没有做任何不同的事情。我不需要下命令，因为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该做什么。
1983年，乔·法根(右)接替了佩斯利(左)
佩斯利、法甘和莫兰给我发来信息，我应该先做自己的事。如果我的队友表现不好，那么我需要帮助他们。我记得法甘不止一次告诉我要帮助我的队友。
我不记得当队长是否让我成为了一个不同的球员，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作为队长，我见证了一些伟大的球员，所以我感到非常幸运。同样重要的是，佩斯利看到了我在球场上的表现，然后决定让我当队长。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我在利物浦有很多亮点。人们经常问我1984年冠军联赛对罗马的胜利是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但对我来说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例如，1978年我们在温布利击败布鲁日赢得了我的第一个冠军联赛冠军，1981年我们在巴黎击败皇家马德里赢得了我的第二个冠军联赛冠军。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
但是赢得联赛冠军一直是利物浦的首要任务。对我们来说，赢得甲级联赛冠军是一件大事，因为它显示了我们作为一名球员和一个团队的地位。这意味着我们很好地处理了失败，很好地处理了伤病，并且在困难时期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