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学者称这一风潮为对应“西北风”的“东北风”。
《10年流行歌曲所昭示的青年心理》—— 周殿富 《中国青年研究》1990年5月刊
所谓“东北风”，不仅是因为核心人物迟志强及其发行团队在东北，也不仅是因为囚歌的曲调多取材于东北民间小调（比如《狱中十二月》为著名的“春歌上宫调”）。
更因为囚歌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上贴合了东北人民的心境。
《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部主任金兆钧后在《光天化日下的流行》（2002）一书中说：“从消费上可以看出，购买这些（囚歌）磁带的人主要是在东北、华北等北部地区。”
承受了命运大起大落的不只迟志强一人，还有他背后千千万万沉默的东北人民。
80年代末，东北的国企下岗潮虽还未全面开闸防洪，但东三省经济增长已是强弩之末，1989年时，东三省的GDP总和占全国的12.27%，到了1999年，只剩下了9.86%。（数据来源：《新中国六十周年统计资料汇编》）
1989年，是囚歌火热，“东北风”横吹全国的一年，也是共和国长子最后的荣光。
表现在很多东北人的感知上，是开始发觉企业效益变低，铁饭碗有隐隐不保之势。
《反“炒鱿鱼”说》—— 张国华 《中国农垦》1989年5月刊
也表现在70年代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出生的那一大批东北年轻人，开始与有限的工作岗位形成矛盾，他们无法再像父辈一样全部顺理成章地进入编制。
于是熟悉的秩序松动，东北大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动或闲散年轻人。当正道求财变得艰难，试探与越线的冲动就会在人们的心底滋生。
最后的荣光，也开始变成了最后的狂欢。
这时再看诸如囚歌中的歌词，无疑就是对这些越线人群警世恒言般的规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