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用转播分成占比来反推俱乐部的营收能力。根据德勤对2017-2018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统计显示，豪门俱乐部拥有更强的商业运营能力，因此对于转播分成的依赖最小，一般转播收入只占豪门俱乐部总收入30%左右。
次顶级球队以及中下游球队缺少变现能力，对转播分成依赖度极高，转播分成能够占这些俱乐部总收入的50%-75%。
J联赛球队呈现出与欧洲联赛相同的态势，2018赛季J联赛冠军川崎前锋收入60亿日元，其中转播分成占到20亿，占比达到33%。
也就是说，转播分成一般占据球队整体收入的30%-75%，占比不同主要源于不同球队的商业变现能力不同。
由于中超转播分成实行“大锅饭”平均分配，因此冠军球队与降级球队的分红相差无几，基本都在6000万人民币上下。（2019赛季广州恒大分红为6500万，北京人和为6200万）值得注意的是，中超的分红不仅包括转播分成，也包括中超联赛整体招商的收入。
以广州恒大为例，如果中超分红占据其收入30%，那么其每年总营收为2.17亿。如果中超分红占据广州恒大总收入75%，那么其每年总营收为0.87亿元。
根据曼联2019年财报显示，其2019财年收入6.271亿英镑，球员薪资支出为1.414亿英镑，占总收入22.5%。
曼联是英超商业能力最强、薪资支出最多的俱乐部，与恒大在中超的情况相类似。那么恒大每年薪资支出应为1957万-4882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线队有27名球员计算，平均年收入为72万-180万人民币。
这是在俱乐部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俱乐部背后的集团适度烧钱，则还能适度提升球员平均年收入。
限薪会伤害足球热情么？
需要指出，以上两种计算方式都并不严谨，只是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来计算中国职业球员的合理收入区间。遗憾的是，不管用哪种计算方式，中国球员平均收入都要远低于现在。
我不认为限薪令是保持联赛健康的最好方式，但我同样不认为限薪令会伤害家长、孩子的足球热情。
其实比起限薪令，还有一种更合理的改革方式，即彻底放开外援限制，将外援人数调整至7-8名。
中国球员的薪资泡沫，起源于资本短时间内大量涌入职业足球、年轻球员培养周期较长、中国转会市场与国际转会市场脱钩这三点。那么改革就要从这三点入手，一方面抓青训，保证十年之后不会再有泡沫。
另一方面开放转会市场，让物美价廉的优秀外援代替泡沫较高的中国球员生存空间。但放开转会市场必须与抓紧青训相辅相成，否则放开转会市场会对中国国字号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限薪令不是最好的改革方式，但也不算太坏，最起码其能保证职业联赛体系不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