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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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有几种类型，但最典型的，是我以上所述的三类：
第一类，以盛宣怀为代表，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他所创办的企业，无论何种形式，都属于官办企业。他的身份，官大于商。在他的衡量中，手中的实业，更多是其实现官场升迁的工具。
然而客观地讲，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还是必须肯定，如果没有盛宣怀一代的工业化开拓工作，就没有后来那些走得更远的实业家出现。
第二类，以“南张北周”为代表，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通常被称作“绅商型实业家”。他们与盛宣怀一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盛宣怀一生主要在追求当官，办企业仅是当官的阶梯；而“南张北周”的实业理想更纯粹，尤其是张謇，做事绝不是为了做官。
张謇还有更远大的社会抱负——改造国家。办企业只是他缔造理想型社会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也让他名下的企业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最终功败垂成，令人扼腕。
第三类，以范旭东、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型实业家。根据傅国涌《大商人》一书的描述，这类实业家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
而范旭东和卢作孚们的时代悲剧，是在企业的辉煌期，遭遇了战争与国难。他们为国家打赢漫长的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恰恰是这些企业家最终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任何时代都不缺成功的企业家，但以救国为目标的企业家，才真正值得致敬。
资本可以没有国籍，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在这个维度上观照，别有所图的盛宣怀与一心为国为民的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之间，精神价值高下立判。
历史的残酷，如同今日的现实。当世界陷入经济大衰退的背景里，国家之间只能在存量的世界中争夺优势地位，边缘者最早会成为被狩猎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根本上看，正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恶果。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可以充当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上升为全球新霸主。而身陷危机无法自拔的德、意、日等国，则走上了战争掠夺的道路。中国却不幸沦为被战争裹挟的对象，高速的工业化进程被打断。
从这场战争的结果看，中国的企业家是争气的。
清末的盛宣怀在战争中采取了避战自保策略，而抗战时期的范旭东、卢作孚们毁家纾难，没有二话。中间仅仅隔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企业家却已养成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