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失去了他的名声”，但却赢得了一双柔软的手。除了2018年央视水均益的一次专访，似乎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在主流[11]。毕竟对另一个圈子的认可只是对他“财产分配问题”的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既然破圈这么难，不如保留基本盘。
不过辛巴、散打哥、手动耿、giao哥毕竟是基层的少数。对于那些既没有名分也没有金钱的人，他们会用比杀死马特更夸张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存在感。比如前些年出现的喊麦的歌词，帮派的说唱，比如贾的命运的比喻。
在一个月薪1000以下的6亿人和一个月租60万的一线房东；亿万人没坐过飞机，凡尔赛网友却脱离了全球游玩的现实。即使双方能暂时平静下来，也很难永远和平相处。
沉默者大多生活在主流视线的边缘，旅行地图之外，电视摄像机不会拍照的地方。有些人视而不见，这也与信息分离有关，不仅会阻碍理解，还会加深偏见。更何况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从来不直接等于世界观的深化(向标语)。算法主导的互联网不会带来更多的自主性，反而会提供更多的单一价值(贾语)。
2013年多伦多电影节上映《命运》时，一位来自一线城市的留学生站出来斥责贾:“你为什么只在穷乡僻壤拍，离开煤矿会死吗？”这种思维的总结是:我和身边的人都不是过这种生活，所以这种生活不存在。
知乎里有个总结-贾电影里的小人物是不会来看电影的，看电影吸大街的也不会活在电影里。
人要长大后才能看世界，看世界的重点不多，但是不一样[18]。如果一个人长期呆在北方、广州、深圳，周围的环境正常就理所当然了。北京集中了全国最集中的知识分子，上海、广州、深圳集中了全国最集中的工商阶层。这些地区的收入与发达国家相当。对于低线、县城、农村的人来说，来这里和出国没什么区别。
在如今的闭环凝结中，这种反差下的反思越来越难以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自我萌起、自言自语、掩耳盗铃、埋头沙里的鸵鸟也不在少数。
黄有一篇文章叫《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长大了》，也是在讲这件事:城市化不足导致的碎片化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那就远不是山寨美学那么简单了。二元论不会永远是“老而狗，老而死”。你不听，不看，不感冒，你不想让下一个世界的压迫和无助在萧振兴身上扰乱这个世界的稳定，但该来的终究会来。
本文的例子是在农村教育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一刀切的“撤校并校”造成的社会问题。中西部农村平均距离4.8公里，山区距离更远。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幼儿园、小学校车为了接送学生上下学，经常翻车窒息。事故曝光后，学校转向寄宿制。寄宿制的结果是什么？是留守儿童离开家庭，陷入集体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