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江宁区法院再次起诉易培基。然而缺席审判的易培基却因病去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然后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在动荡的时代，人类的生活就像一条虫子，没有人在乎一个人的有罪还是无罪。这个案子失败了。
只有易培基自己在乎自己的羽毛。临终前，他请吴志辉帮他提出一个呈文，说个人被诬告是小事，但却是很大的国内表象问题。他希望有一天他的冤屈会被洗清，这样他就可以平静地死去。
▲国民政府关于易培基案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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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易培基在马恒的主持下开始了新的征程。
抗战时期，这些文物西迁，藏在川黔后方。在此期间，许多风险被摧毁，但最终都有惊无险:
9000多箱文物从重庆运到乐山。当它们暂时存放在宜宾滨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和下游卢希安县遭到敌人的炮击，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于难；
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迁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
在重庆的几个仓库里，空房间在文物搬出后不到一个月就被炸毁了...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只能归功于“古物有灵，不能炸，不能碎”。甚至马恒也说这种奇迹是国家的福气。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几乎毁于一旦的文物才被安全运回首都南京。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破坏和掠夺了相当数量的中国文物，据统计，总数达数千万。相比之下，故宫文物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离不开每一个支持文物从故宫向西迁移的官员，一路护送的部队，负责保管区文物保护和维修的学者，故宫博物院的两位院长——易培基和马恒。
当年日军占领南京后，朝天宫仍有少量文物。这些文物最终被日军接管，包括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方贡品、清宫玉牌、内务府档案。
贪婪的侵略者甚至拆除了朝天宫正殿屋顶两端的建筑构件，运回日本。
不难想象，如果故宫文物没有搬迁到南方，现在大部分都会躺在日本博物馆里。
想到这一点，要感谢易培基，是他第一个力劝文物南移的。
▲1937年，故宫南移至国宝躲避战乱，路过川陕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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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结局需要说明，都是1948年的。
一个结局是关于易培基的“盗宝案”。
1948年1月，最高法院发布公告，宣布易培基一案不予受理，含蓄地证明了易培基的名声。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宣布，是因为1947年冬天，这个案子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去世了。
虽然案件到目前为止比较复杂，但学术界公认，张继夫妇是因为与易培基等人的个人恩怨，依靠国民政府高层的人脉，利用公权力，故意导演了这场闹剧。而易培基成了冤案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