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内的凤凰山皇城中，此时几乎无人来朝，只有憨直的状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数一些官员，还毕恭毕敬伺立在老迈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及5岁的宋恭帝赵㬎左右。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纷纷仓惶逃命。而那几个他们压根不当回事的低级官员，却始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远道千里勤王。
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文天祥（1236-12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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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以前，中华帝国通过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唐代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垄断，所以唐代并未能通过科举制，来培育起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知识分子群体无关。
但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开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在北宋末期，参与每年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经达到了10万多人，而到了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参与南宋每年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更加扩大到了40多万。
通过这种“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广大知识分子开始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也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担当意识开始强烈膨胀，以致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裁的明清时代，宋人和宋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陆游（1125-1210年）曾经回忆说，南宋初年的绍兴年间，那时他还是孩童，“某（即陆游）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微不足道也。”
陆游的父亲陆宰曾经担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官职，尽管只是一位中下级官僚，但父亲陆宰与士大夫同僚们对时事和国家的强烈责任意识，提及抗金大业时“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的强烈情感，深深影响了陆游等后辈知识分子，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而在文天祥看来，他20岁就高中状元，39岁时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难之际临时被任命为宰相，他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