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路延续到了自贸区的建设上，法制先行成为一大亮点。
自贸区成立前夕，国务院被授权可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不闯现行法律的红灯，而将自贸区改革试验与之冲突的地方调整“信号系统”。2014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全票通过。
法治效应下，28.78平方公里在闻风而动的全球企业面前，不够了，自贸区随即扩围。2015年4月8日，国务院印发通知，确定上海自贸区实施范围120.72平方公里，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以及张江高科技片区纳入其中。
上海自贸区的宽度在扩展，但从一开始它的影响辐射面积就非28.78可框于墙内的。打出生起，上海自贸区流淌的就是“制度创新”的血液，绝非圈地铁丝网内的政策红利；以身为全国“试错”，踏出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路，不要特例独行。
这其中的经典案例无疑是上海自贸区推出的中国第一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此之前，中国对外商往往以“正面清单”为主，清单上有的行业和领域才允许外商投资。而“负面清单”意味着，只要没上这投资领域的黑名单，那一切皆可投。
2017年，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由2015目录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改为“鼓励类和负面清单”，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利率市场化也同样从自贸区起步，2014年，央行将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改革扩展至全上海市，这是第一项推广至区外的金融改革政策；区内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一年后挂牌的广东、福建、天津三地自贸区，一致提出试行该政；区内企业注册实行“一表申报、一口受理”，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的投资审批也从99个章变成1个章。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季在边陲小镇“杀出了一条血路”，第二季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做起制度试验。上海自贸区需要用“以身试错”的精神为全国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自贸区路在何方，上海仍然需要交出新的答卷，而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这张答卷弥足珍贵。
04. 精度：14nm里的张江高科
2000年，日后被称为晶圆代工“教父”级人物的张汝京渡过海峡来到大陆建厂，第一站选的便是上海张江。
在上海之前，张汝京对包括北京、深圳和香港在内的五个城市做了考察。虽然张江名不见经传，但张汝京在这里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情招待。要知道当年的张江还是一片正宗的菜地，与如今“中国硅谷”的气派形象相去甚远。当年为了争取到中芯国际，张江可谓倾尽全力。
当时，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亲自带着张汝京一行来到浦东，力荐他们落户张江，并向他们承诺，“想要哪块土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