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8日，民国规模最大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走得风风光光。为了这场葬礼，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用了64名杠夫抬棺。
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夫人庄氏决定为老头子举办一场世纪葬礼。
庄氏说，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两个要点：第一，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来为他抬棺；第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钱不是问题，就是要把葬礼做大，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
当天，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争睹这场世纪葬礼。出殡队伍所经马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纷纷搭棚设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
盛宣怀大出丧，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1920年代，“上海滩地皮大王”周扶九出丧，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有的说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上海市民普遍评价，远不及盛宣怀那次。
时代在变化，但葬礼作为一个“大人物”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从未改变。
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被后世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但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名前辈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怀的葬礼，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接下来的路，会怎样呢？
▲盛宣怀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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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是，这批军事企业办着办着，变成了财政的无底洞。
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资本与市场的联系。